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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大陸看大洋:德國地緣政治學的教訓

        丁力2020-04-29 10:48

        (圖片來源:壹圖網)

        丁力/文

        地緣政治學出現一百多年之后,這一領域內的漢文譯著漸多。卡爾·豪斯霍弗(KarlHaushofer)的《太平洋地緣政治學:地理與歷史之間關系的研究》于1924年首次出版,現有漢譯本在售。

        豪斯霍弗是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德國地緣政治學者。他的思想影響到,至少折射出,后來納粹的戰略。《豪斯霍弗將軍的地緣世界:行動中的地緣政治學》是他的傳記,漢譯本即將出版。本文不介紹他的生平。

        豪斯霍弗是德國地緣政治學的代表人物,他在書中顯露出對一戰戰勝國的不滿。這只是他這本書中的很小一部分,表現出德國受到壓制的帝國沖動——在二戰中再次發泄。豪斯霍弗并不站在道德制高點,卻也不應為此受到指責。既得利益國努力拒絕利益的再分配,弱勢國則要爭取更多,各國概莫例外。但獲取利益的方法有道德性,而且可以預示結果。

        國家的地理與歷史

        地緣政治學起初被稱為政治地理學。這是一個具有國家視角的學科,各國有各國的地緣政治學。美英的地緣政治學從歐亞大陸邊緣看大陸,德國的地緣政治學則從大陸看大洋。這是因為各國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同;選擇敵友的標準不同;變數也不同,例如國家力量對比在變化,而且對力量的評判標準差異甚大,又有常常參雜刻意的高估和低估,結果必然迥異,其中必有誤判。德國在一戰前發展強大的海軍,把英國推向敵對。一戰之后,豪斯霍弗為德國著這本《太平洋地緣政治學》,而這時的德國已經完全喪失爭奪大洋的海軍實力。

        豪斯霍弗這本書的副標題顯示地緣政治學與歷史不可分割。只有在歷史之中,我們才可能理解地理如何塑造國際政治。但是,歷史塑造的思維方式可能會過時,歷史的教訓也不會總是被記取。《太平洋地緣政治學》是一部寫于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德國著作,具有明顯的時代和國家特征。豪斯霍弗在該書導言中說:“地緣政治學的主題和目標很明確:主題是為旨在奪取地球生存空間的生存斗爭中的政治行動藝術奠定科學基礎;目標是辨識生存斗爭中的唯一持久之物,即地球表面的基本特征,進而從經驗觀察上升到科學規律。”他用這段話指出他研究地緣政治學的主旨,包括這本書。

        且不說被納粹德國充分利用的“生存空間”“生存斗爭”這兩個概念,豪斯霍弗試圖把“政治行動藝術”建立在“科學規律”之上,便已把德國引向斜徑。“政治行動”更多是藝術,較少是科學。豪斯霍弗使用“政治行動藝術”,但接著又用“科學規律”否定了這個判斷。地理學含有科學知識,卻不是嚴格的科學。政治學、地緣政治學都采用科學的方法,但遠未達到嚴格科學的門檻,也沒有跡象顯示可以達到。歷史(包括將成為歷史的未來)充滿變數。歷史已經證明,把歷史塞入“科學規律”是危險的,用別人的“規律”改寫本國歷史更不可取。歷史之中有教訓,有警示,卻無一成不變的規律。或許可以說,歷史有許多條規律——這使得判斷什么規律將發揮作用成為藝術。地緣政治學需要從歷史中吸取經驗,這些經驗須經審視才能運用,否則便很可能落后于時代。

        各國的地理條件各有利弊,當然,這些利弊有多與少的差別。德國的地緣政治學一直試圖突破本國地理的(用豪斯霍弗之言,也是科學的)限制,而不是尋求發揮已有的條件,因此導向戰爭。在人類的短暫歷史之中,“地球表面的基本特征”幾乎沒有變化,確實可以被稱為“唯一持久之物”,但交通、通訊等技術的發展在改變地理對于人類的作用,即,地理對于人的尺度和障礙在變小。

        地緣政治幾乎成為國際政治的代名詞,而國際政治總是與戰爭相聯系。國家的戰爭能力是地緣政治學的一個要素,也是一個變數,例如飛機。一戰已使用少量飛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飛機改變了陸戰模式,航母改變了海戰模式,實際上改變的都是戰場的地理尺度,并把戰爭空間由二維變為三維。那些技術和戰術沒有跟上的國家受到沉重打擊。豪斯霍弗是軍人,他在《太平洋地緣政治學》注重太平洋上航空和航海的中轉補給站。他的觀察角度更多是軍事地理學,而較少是地緣政治學。他對太平洋地理的分析仍停留于戰列艦決戰時代,沒有預測到十多年后的航母使用。日本則游移于航母與戰列艦之間,也未能充分發揮航母的作用。二戰至今,軍事技術的跨越比一戰至二戰間更大,而且現在又處在重大突破的前夜。因此,任何拘泥于前人認識的地緣政治學都是危險的。

        軍事地理學立足已有條件,尋求突破地理的不利;地緣政治學則避免事先陷入不利。兩者不能互相取代。軍事是政治的延伸。地緣政治學應該更多被用來尋求和平與發展,而不是戰爭與擴張。

        《太平洋地緣政治學》的時代背景

        《太平洋地緣政治學》有其時代背景。在一戰之后,豪斯霍弗試圖復興失敗的德國。

        德國是一個沿海的大陸國家,但通向大洋的通道受到地理的限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耗費巨資,已經建設成一支強大的海軍,但不能突破地理的封鎖,在戰爭中受到英國艦隊的圍堵,在日德蘭海戰之后留在本國港口不能出,成為一支存在艦隊,即以其存在牽制敵國的力量。豪斯霍弗著《太平洋地緣政治學》之時,德國已經失去海外殖民地,包括在太平洋地區的利益,如中國的膠東半島。

         

        一戰之后,德國已經失去海軍。為對抗英美,作為陸地強國的德國需要一個島嶼盟國,而擴張受到美國壓制的日本與德國擁有共同的敵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與日本結為同盟。

        在1927年的第二版序中,豪斯霍弗已經敏銳地看到新的世界大戰在醞釀之中。他把太平洋地區局勢比喻為一場即將到來的風暴,指出三個信號。第一個信號來自中國。他說:“中國的巨大政治和社會低壓便是首個信號!也許這對于整個東亞而言是真正的風暴中心,其軌跡沿廣東途徑漢口向北進發,減弱之后如今有回潮的危險。”他在說北伐戰爭。1926年開始的北伐戰爭這時仍在進行,國家尚未統一,而國共合作已經破裂。豪斯霍弗說:“日本即將迎來的高壓前渦流則是第二個信號!”1926年,日本裕仁天皇即位,改元昭和,加速戰爭準備。豪斯霍弗說:日本“是諸強國中最后一個持英雄主義的男權國家”。這樣一個國家將挑起太平洋戰爭。豪斯霍弗說:“三大太平洋強國限制海軍裝備會晤的失敗則是第三個信號——這要怪它們之中最具大西洋氣質的那個,即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母國!”1927年6月,英、美、日“三大太平洋強國”召開日內瓦海軍會議,沒有達成結果。

        日內瓦海軍會議是華盛頓會議的延續。華盛頓會議則是一戰的善后。1921年12月13日,在華盛頓,美、英、日、法四國簽訂《關于太平洋區域島嶼屬地和領地的條約》,對它們爭奪到的土地作出安排;1922年2月6日,此四國以及意大利簽署更重要的《限制海軍軍備條約》,規定五國的海軍主力艦噸位比例以及其他海軍軍備限制。此后,因為英國要求獲得更多的輔助艦只,海軍最強的美、英、日三國召開日內瓦海軍會議,未有結果。豪斯霍弗指責大英帝國,他稱英國為“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母國”。對于豪斯霍弗的德國,這個種族的稱呼是種族主義的,他也以此間接指責子國美國。其實,日本與英國的要求相近。美、英、日三國此后繼續進行談判,但沒有能夠阻止太平洋戰爭。

        豪斯霍弗準確指出二次大戰前的三個信號。中國內戰更加激起日本的擴張野心,而美、英、日談判的失敗導致軍備競賽失控。《太平洋地緣政治學》第一版成書于這三個“信號”之前,但這三個“信號”仍足以成為初版的寫作背景,因為歷史是延續的,在1927年之前已有相似的信號。地緣政治學以持久的、關鍵的地理因素為基礎,參照歷史與現實,能夠比其他工具更準確地預測未來。

        二戰之后世界的巨大變化之一是殖民時代的結束。豪斯霍弗在該書中討論的地理多是自然地理,討論的歷史多是殖民歷史。這些內容現在大約只有專門學者在研究,不是地緣政治學者關心的重點。對于地緣政治學者,自然地理是不可缺少的框架,同時不可忽視人文地理、經濟地理。

        德國的怨恨

        豪斯霍弗稱德國為“轉型中的中歐國家”,“在趨向海洋還是趨向大陸的撕扯之間搖擺不定”。他指出德國戰略的這個嚴重缺陷。“轉型”中的國家有巨大的不確定性,德國走向歧路。一戰前,雖然歐洲國家對德國的崛起有警惕,但在法國之外沒有國家要遏制德國。德國咄咄逼人的態勢為自己制造敵人。豪斯霍弗著對戰勝的強國含有怨恨,他認為這些國家在妨礙德國的復興。陷于歷史而忽視當前會干擾戰略方向。相比之下,英美更能夠放下歷史恩怨,戰略選擇也就更為靈活。

        德國在19世紀晚期才開始大規模殖民擴張,是一位姍姍來遲者。豪斯霍弗回顧馬漢出版于1890年的《白種人與海軍霸權》,指出馬漢“可惡地嘲諷了在南太平洋占地的德國人。早在那時就有了對德國人的指控!”帝國代言人在爭奪殖民地的時候相互嘲諷,雙方都無正義可言。

        德國位處中歐,為大國環繞,出海口受到限制,一戰后失去大艦隊。豪斯霍弗深知德國的地緣政治條件不足,但沒有放棄對大洋的企圖。他說:“德國在南太平洋的屬地的地緣政治學,如果有的話,也只有在與地球上的大型島嶼帝國共存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而且需要掌握張伯倫在1901年的思想。”當時的“大型島嶼帝國”有英國與日本,或許美國也可算一個。德國最終選擇與日本結盟,并為此舍棄受到日本侵略的中國。約瑟夫·張伯倫(1836-1914)是一個帝國主義者,曾任英國殖民大臣,主張英國與德國結盟。但身有殘疾的德皇威廉二世表現過于自信(有學者認為是為補償缺陷),錯過了與英國和解的可能。約瑟夫·張伯倫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當月。他的兒子內維爾·張伯倫后來擔任英國首相,因為二戰前對德的綏靖政策而名譽掃地。

        歷史有很多決定性的偶然因素。如果英德在19、20世紀之交達成和解乃至結盟,20世紀許多巨大慘劇都不會發生。首先不會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也就不會把列寧送回俄國,以消滅沙皇俄國這個敵人。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希特勒就不可能崛起,也就不會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其中有熱戰)。

        德裔現在是美國最大的族裔。豪斯霍弗指責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他說:“美國吞并了夏威夷群島,由此,南太平洋島嶼實現獨立自由的夢想,以及作為遷徙場域的太平洋的自由,都落下了帷幕。”當然,對于豪斯霍弗,這些自由只受到美國的侵犯,德國的殖民擴張不在此列。不過,豪斯霍弗沒有完全失去學者的中立。他贊揚美國對1920-1921年華北饑民的援助是“積極的人道精神的杰出豐碑”。據豪斯霍弗,這些援助當時價值1.2億美元,至少使饑民中的800萬人活下來。他說,美國對華援助形成“具有了現代形式的泛太平洋感覺的共同體”。然而,歷史多變,太平洋共同體至今沒有形成。

        豪斯霍弗回顧美國和德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擴張。他說:“相比德國在太平洋的出現,美國的表現實際上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差異。美國有一個連貫而強有力的地緣政治布局,與之對應的是一種非常不同的目標,即切實擴張霸權并獲取經濟利益。”美國地緣政治布局的連貫是因為其有限而可行,而德國的目標夸張。在細數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擴張之后,他說:“這比德國在太平洋的24.5萬平方公里殖民地和大約40萬居民多得多。”可以寬慰豪斯霍弗的是,美國可以占據土地,卻不能控制人口。在這些殖民地中,阿拉斯加、夏威夷人口少,已成為美國領土。菲律賓在1920年代有1300萬人(2019年有1.07億),早已獨立。

        對中國的同情與希望

        《太平洋地緣政治學》不只是一個大洋及其島嶼的故事,還包括太平洋周邊國家。

        豪斯霍弗對于中國的同情部分來自他批評“西方”的需要。他說:“中國和日本有充分理由嚴厲批判整個西方文化政治科學上的虛偽及其險惡意圖。”那時的德國人還沒有把本國當作“西方”,因此德國不僅不在豪斯霍弗譴責虛偽、險惡的西方之列,而且還自認為西方的受害者。不過,如果以殖民擴張為標志,德國在19世紀晚期已經是西方的一員,在中國也搶占了勢力范圍。作為概念的“西方”繼續擴張,德國已融入原來的“西方”。豪斯霍弗對“西方”的批評在德國不再成立。

        在《太平洋地緣政治學》中,受到日本覬覦的中國并不占有重要位置。豪斯霍弗對中國寄有希望。他在為德國在遠東尋找一個盟友,對抗海洋英美強國。后來的歷史證明,德國在中國、日本之間最后選擇了日本。這是中日當時的實力決定的。當然,這不是說,如果德國選擇中國,中國就會成為德國對抗英、美的盟友。中國當時的敵人是侵略野心昭然的日本,需要尋求所有大國的支持。

        豪斯霍弗說:“中國與舊世界所有強大的大陸國家并無差異,中國可能的未來在于推行橫貫歐亞大陸的鐵路政策,而早就預見到這項工程的美國政治領袖們費盡心思想破壞這一政策。”在1920年代,他已設想一個強大中國的出現。這個“舊世界”指歐亞大陸,相對于“新世界”美洲而言。豪斯霍弗設想這條鐵路從德國通向青島,盡管這時德國已經失去青島。

        豪斯霍弗是以德國的視角提出歐亞鐵路的設想。這樣一條鐵路必穿越人煙稀少的中亞,于當時的中國無利可圖,只對蘇聯有利,而蘇聯正在加緊對中國滲透。如果蘇聯與德國不各懷心思,倒是可以建設歐亞鐵路,它們后來瓜分波蘭。但蘇聯和德國的“官僚機構和輿論幾乎沒有此種傾向”。豪斯霍弗感嘆:“與之相比,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空間視野是多么宏大。”

        豪斯霍弗的跨大陸鐵路設想沒有吸取德國的教訓,或者他仍有不甘。一戰前,德國修建經巴爾干通向中東的巴格達鐵路。和德國的海軍建設一樣,巴格達鐵路激化了與英國的矛盾。英國在中東有殖民地,而德國的意圖明顯是挖英國在中東的墻角。一戰證明,海軍與巴格達鐵路都沒有增加德國的安全與利益。

        豪斯霍弗的歐亞鐵路設想在當時已不合時宜。島國英國、美國的地緣政治學家確實擔心歐亞大陸的聯盟,但鐵路不能完成這一任務。一國所需的資源與市場不是一個大陸能夠充分提供的,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的歐亞大陸。海洋航運大量、便捷、通向及廉價,都遠非陸地運輸能比。大陸鐵路需要經過多個國家,增加不確定性,比海洋航線更容易被中斷,何況各國在陸地之間的大宗貨物買賣只能依靠海洋運輸。世界各國的發達地區多在沿海,海洋交通優勢是主要原因。大陸鄰國之間的油氣輸送管道可以不經過海洋(有經過海洋的),但也不需要鐵路運輸。在和平時期,海洋航行是自由的。維護和平(力量平衡而非打破力量平衡)與海洋航行自由才符合各國的利益。

        豪斯霍弗承認中國在南海的利益。這個立場在今天同樣重要。他說:“最近中國反對日本在西沙群島從事漁業活動和海島開發,此種反對更多源于地緣政治預防,源于海南島受到威脅的恐懼和對中國南部安危的擔心。”他承認:“就如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也確實值得中國人費盡心思去控制。”

        地緣政治之變化

        地緣政治學應當為國家的發展服務,而不是相反,否則便會把國家引入死胡同。當然,這個結果不可能只是地緣政治學之過。

        在地緣政治中,地理是相對不變,其他因素卻可能在短時期發生大的變化。地緣政治學者不能食古不化。爭奪土地與人口的殖民時代已經結束。在民族主義盛行時期,已不可能出現新的帝國。盡管如此,帝國后裔大都有恢復往日榮光的念頭,帝國式的沖動仍在影響地緣政治,例如中東數國。

        地緣政治學者往往著眼于各自國家的欠缺,尋求防范、補償與突破。過去,海洋國家采用大陸視角,思慮分裂大陸;陸地國家采用海洋視角,思考分占海洋。大陸與海洋的兩分過于粗陋。大陸鄰國的潛在沖突更大,不可能結成對付海洋國家的同盟,倒是海洋國家總能找到大陸盟國,一起對付另一些大陸國家。航空、空間技術正在削弱海洋曾經占據的優勢,給大陸國家提供另一條出路。對于德國這樣的大陸國家,大洋通道受到限制,建設強大海軍并不足以獲得海權。如今在陸地上也能控制附近海域,這是島國的優勢。地緣政治學與地緣政治也有區別。學術自有其敘事邏輯,國際政治的現實卻常常不循邏輯。追求理論自洽的地緣政治學無法應對變化,可能將國家引入困境。

        太平洋的東西邊緣非常不同。東太平洋洋岸平直,沒有島嶼國家的阻攔,可以直通大洋;西太平洋曲折,多島嶼,對大陸構成雙重島鏈,遍布軍事基地。目前人力還不能夠改變自然地理條件的優劣。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商業是繁榮的更有效的力量。德國在二戰之后的發展證明這條路可行。

        西太平洋是世界上最為復雜的地區之一。復雜是挑戰,也意味更多的機會。太平洋西岸也有地緣優勢:本地區多人口大國,且具有世界上最大的發展潛力,可以組成一個自由繁榮的區域共同市場,一個合作更密切的區域共同體。為此,有必要以和平與繁榮為目標,重新審視地緣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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