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id="vdvxf"><i id="vdvxf"></i></span>
<address id="vdvxf"><address id="vdvxf"><nobr id="vdvxf"></nobr></address></address>
<form id="vdvxf"><nobr id="vdvxf"><meter id="vdvxf"></meter></nobr></form>

<listing id="vdvxf"><listing id="vdvxf"><menuitem id="vdvxf"></menuitem></listing></listing>

      <form id="vdvxf"><th id="vdvxf"></th></form>
      <address id="vdvxf"></address>

        在歷史中深思

        雷頤2020-05-02 00:48

        (圖片來源:壹圖網)

        雷頤/文

        “羅馬人和希臘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藝復興歐洲精神重新成熟時,才把他們喚醒。”

        ——貝內德托·克羅齊

        提起貝內德托·克羅齊(BenedettoCroce),人們首先想起的自然是“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名言。在人們的印象中,他是意大利著名哲學家、美學家和文學評論家,因此他的美學著作和哲學著作國內早有譯本。其實,克羅齊首先是歷史學家。終其一生,他的歷史研究從未中斷,研究范圍從本國史到外國史,從古代史到當代史,從政治史到文學史、戲劇史,極為廣泛。

        他時刻關心政治、關心時局,堅守人道主義。對歷史的研究和對現實的關注,使他在法西斯主義的發源地堅決反對法西斯主義,毫無畏懼與墨索里尼公開沖突,保持、維護了知識分子應有的良知、尊嚴與立場。

        1866年,克羅齊出生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的名門望族。年輕時到羅馬大學法律系學習,但他興趣并不在法律,不專心聽課也不參加專業考試,而是自己到圖書館博覽群書,鉆研自己感興趣的課題。

        他對那不勒斯和整個南意大利的文化、歷史興趣尤濃。20歲時回到那不勒斯開始研究歷史。他從研究自己家鄉的歷史逐步擴展,到26歲時已完成了《1799年的那不勒斯革命》、《那不勒斯的歷史與傳說》,還有《巴羅克時代的意大利》等史學著作。他的創作欲極其強盛,在隨后的歲月中,他在發表大量美學和文學評論的文章和著作的同時,陸續出版了大量厚重的歷史研究和歷史哲學著作,早早功成名就,成為國際知名學者。

        作為那不勒斯人,他認為南部意大利有著自己鮮明的特點。在意大利歷史中,佛羅倫薩代表了藝術和詩,那不勒斯則代表了思想和哲學。就在這里,產生了托馬斯·阿奎那、布魯諾、康帕內拉和維科。尤其是維科,對他影響更加深遠,他在年輕時仔細研讀了維科的巨著《新科學》。

        《新科學》曾經名為《關于各民族的本性的一門新科學的原則,憑這些原則見出部落自然法的另一體系的原則》和《關于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學的一些原則》。當時的歐洲已經歷了14-16世紀文藝復興以及17世紀理性時代的洗禮,維科把以往的人類歷史分為“神的時代”、“英雄的時代”和“凡人的時代”。他關注歷史中人自身的發展,人在社會中的作用與地位,他敘述的主體是“人”,“人”是歷史的主體。在歷史發展最后一個階段,即“人”的階段,人能夠理性地認識自己、認識世界,建立人道的政府,人的理性能做出各種判斷。各民族的人性是相通的、平等的、共同的。全書體現了文藝復興“人是萬物的尺度”的人道主義精神。

        這種人道主義精神,一直為克羅齊信守。意大利是法西斯主義的發源地,墨索里尼是法西斯主義的鼻祖。法西斯團體從誕生起,就充滿暴力。意大利法西斯在1922年10月通過暴力手段取得了國家的領導權。面對越來越嚴重的法西斯暴力,克羅齊勇敢地站了出來。1925年5月1日,《世界報》發表了由他擬就的《反法西斯知識分子宣言》。這個宣言立刻產生巨大影響,墨索里尼惱羞成怒。對他誘之以利,被他拒絕。而后又派匪徒騷擾、監視、跟蹤,并將他從一些學術團體中排除,不許他參加一些學術活動,他也毫不畏懼,決不妥協。此后二十多年,形勢再險惡,他一直堅決反對法西斯,并成為意大利知識界反法西斯的精神領袖。

        1928年,克羅齊的《1871-1915年意大利史》出版,大獲成功。由于他一直反對法西斯,而且此書反對、批評暴力,使法西斯當局極為不滿,在報紙上嚴厲批判此書,并準備查禁。但由于他的國際聲望甚高,墨索里尼最終還是未敢查禁此書。1938年初,他的《作為思想和行動的歷史》出版問世,引起轟動,后來被翻譯成十幾種文字。此書出版時,開始也受到警察局的阻撓,克羅齊公開強烈抗議,還是懾于他的國際影響,最后經墨索里尼批準,此書方得批準。墨索里尼親自批準出版此書,而后希望他能因此感激自己,但克羅齊堅定地回答說:“我有直言不諱、書其所思的權利,誰要阻止我這樣做,就不能期待我感謝。”(“叢書總序”,《十九世紀歐洲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

        法西斯主義以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為思想核心,以赤裸裸暴力作為行動指南。一些知識分子懾于暴力,不敢公開反對法西斯主義。還有一些知識分子,則為法西斯主義的吸引,成為自覺自愿的法西斯主義者,著名唯美主義作家、詩人加布里埃爾·鄧南遮(Gabrieled'Annunzio)就是最典型的一位,他甚至被認為是墨索里尼的先驅者。

        鄧南遮出生于1863年,比克羅齊大三歲,狂熱地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當過士兵、水手、飛行員。戰后不滿國際和談中將意大利政府妥協同意將阜姆牙歸南斯拉夫,鄧南遮竟在1919年11月率領幾千名暴徒向阜姆進軍,占領此城后還當了一年的首領。一種觀點認為,墨索里尼1922年10月率領黨徒“向羅馬進軍”,就是受此啟發。他是墨索里尼的狂熱支持者,寫詩熱烈歌頌墨氏功績。由于他影響巨大,被墨索里尼封為侯爵,并成立專門研究、推廣他思想的國家學術機構。

        1931年,克羅齊的《十九世紀歐洲史》出版時,鄧南遮如日中天,書中專門分析、批判了“意大利的鄧南遮們”的思想來源。克羅齊認為,民族主義、非理性思潮、病態的浪漫主義是他們的思想根源。

        用“鄧南遮們”一詞,因為這種思想并非鄧南遮一人,而是知識界、思想界的一種不能忽視的現象,因此憂心忡忡。

        在他所有歷史學著作中,除了歷史哲學外,最為人所重視的則是出版于1931年的《十九世紀歐洲史》。

        他的“十九世紀”并非嚴格的年代限定,而是指從拿破侖滑鐵盧戰敗后的181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1914年。顯然,他認為這兩個事件才構成真正的“世紀”兩端的劃線標準。

        在這一百年中,歐洲歷史可謂天翻地覆,各國各民族的歷史命運和歷史要求更是千差萬別,甚至完全相反。有的要求由立憲政治取代君主專制,有的則已經實現立憲政治并要求進一步擴大選舉權,有的卻要求復辟帝制;有的要求擺脫外國壓迫實現民族獨立和統一,有的竭力維持帝國;有的已經實現政教分離因而對宗教持寬容態度,有的則剛剛開始要求擺脫教會壓迫而對宗教持激烈批判態度……然而,克羅齊卻從這種種不同中抽出一根相同的主線。他認為,有一個詞凌駕于所有這些要求之上,它包含全部這些要求并表現出一種精神引導,那就是“自由”。克羅齊所說的“自由”主要不是存在于哲學家、思想家概念中抽象的“自由”,而是千百萬普通民眾參與創造歷史的“自由”。

        所以,他的“十九世紀的歐洲”就是自由精神、自由觀念、自由制度與反自由精神、反自由觀念、反自由制度斗爭的歷史。

        從拿破侖倒臺到1830年“七月革命”這15年間,通常被認為是歐洲君主專制復辟的“反動時期”。但克羅齊的分析表明,即便在這“最反動時期”,君主專制制度的力量已經有限,無法完全壓制已然存在于經濟、習俗、文化甚至某些制度中的種種自由因素。歐洲,已經永遠無法回到法國大革命以前了。在無法遏制的歷史潮流面前,君主專制制度不得不違背自己的意愿,與自己并不贊同的自由原則和制度妥協。可以說,雖有種種反復、沖突,“自由”卻一直大步向前。

        不過,經過近百年的凱歌行進,自由終于遇到民族主義的強勁挑戰,而且迅速敗下陣來,終于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在歐洲民族主義異軍突起的過程中,以普魯士為核心的德國統一、德國的崛起,起到了關鍵作用;而俾斯麥又在普魯士起到關鍵作用。俾斯麥以“鐵血”著稱,他在1888年一次演講中的觀點典型代表了他的對外政策。他說:“讓他們憎恨吧,只要他們害怕就行”,“我們德國人只怕上帝,不怕世上任何人”。俾斯麥的這種觀點,得到了許多德國學者和教授的贊同,并從學理上加以論證。論證、培養德國人對其他民族的優越感,論證、批判、嘲笑英國的議會制度并認為英國是充滿商人而缺乏武士的民族,贊美歷史中的殘酷無情者并認為這些人錘煉了德意志。隨著德皇威廉二世的登基,“德國應當獲得世界霸權的觀念很快壓倒其他所有觀念,這種觀念被教授們灌輸,滲透到普通思想中,為同其他國家的關系確定另一個方向”……

        使他震驚、疑惑不解的是,德國產生那么多優秀的思想家、作家、詩人,為何其知識分子、思想界、學術界卻有這樣強烈的鼓吹暴力、野蠻和強權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他分析了這種病因,承認在歐洲所有民族中,德國是教育程度最高并最守紀律最勤勞的民族,此時國家成功地利用國家統一并迅速成為強國,使工商業、科學技術及各種學說和文化蓬勃發展,使“國家”對普通百姓和學者教授都有強大的吸引力。“但是,如果說它自身善于涌現能干、廉潔的管理者及官僚階級和英勇善戰的軍人階級(在普魯士的傳統官僚政治與尚武精神),那么則不善于培育真正政治家階級。德國人缺乏政治感,當時不止一次地被德國人自己指出,這種奇怪的缺乏同其余一切出類拔萃相比的現象令人驚奇;只是晚些時候人們才認識到這種缺乏的嚴重性,并想要對此現象進行適宜的病源分析。”

        他進一步分析了德國學者教授這方面的“病源”:“學者和教授很多從事那種職業,帶著某種局限與天賦,往往以某種輕信和幼稚去判斷實際公共事務,這種輕信與幼稚恰恰是他們的智力特征和生活方式”。或是他的寬厚,他僅僅責備這類學者出于“輕信和幼稚”,而沒有指出或批評其中不少人并不輕信也并不幼稚,而是出于“利益”。他寫這段話時,納粹還未在德國掌權,但在某種程度上,他預見到了馬丁·海德格爾(MartinHeidegger)們和卡爾·施密特(CarSchmitt)們在納粹掌權幾年后的所作所為。

        當然,對民族主義,他也是歷史地對待的。他認為在爭取民族獨立過程中,民族觀念本身曾經具有人道主義和世界主義的內容。但在19世紀晚期的歐洲,卻發生了本質變異。他引用奧地利戲劇家、奧地利古典戲劇奠基人格里爾帕策(FrancSeraphicusGrillparzer)的一句話作為概括:“人性,經過民族性,轉化為獸性。”

        克羅齊1931年完成此書,對一戰后高燒不退的民族主義憂心忡忡,認為遲早會引起另一次更加殘酷的浩劫。他認為,成立“歐洲自由聯盟”或“歐羅巴合眾國”有可能阻止這種浩劫。他明確寫道,“歐洲聯盟的進程”將最終把歐洲從引發戰爭的民族主義中解救出來。

        幾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印證了他的預言;半個多世紀后歐盟的成立,實現了他的夢想。克羅齊的這種先見之明,得益于歷史研究。他強調,人要“在世界歷史中深思,就像在自己生活中冥想一樣”。這種對過去的深思和對當下的冥想,才能使人洞明世事。在他的觀念中,過去確實已經一去不返,已經死亡,但又隨時有可能滿血復活。“當生活的發展逐漸需要時,死歷史就會復活,過去史就會變成現在的。羅馬人和希臘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藝復興歐洲精神重新成熟時,才把他們喚醒。”“因此,現在被我們視為編年史的大部分歷史,現在對我們沉默不語的文獻,將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輝照耀,將重新開口說話。”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著名歷史學者。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與當代中國史。主講《中國近代史講析》、《法西斯主義理論剖析》、《辛亥百年的變與不變》等課程。
        韩国三级片大全在线观看 - 视频 - 在线观看 - 影视资讯 - 品爱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