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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觀頭條 | 1985:中國芯奇點

        陳伊凡2020-05-03 15:28

        經濟觀察報 記者 陳伊凡 作為市值近800億上市公司產業生態體系的主要建構者之一,高峰看上去非常放松。

        那是1月中旬一個晴朗的下午,我與這位投資人一起在上海的一處辦公樓里。他畢業于清華大學無線電系85級(無線電系現為電子工程系,85級同學自稱“EE85”)。事先約的酒店大堂太吵,剛好附近有一個他所在基金投資的公司。

        他身后是繁茂的發財樹、半面墻專利牌以及各種榮譽證照。當時的中國半導體上市板塊正持續上漲,即將集體創下歷史性的新高。

        即使在不久之前,在美國的科技封殺之下,一些中國的龍頭科技公司曾一度處于災難的邊緣。中國的半導體行業并沒有就像玻璃那樣的脆弱。產業版圖明顯在重構,高峰的心情仍然快樂。

        “半導體更是這樣,遲早是中國的天下。”他認為中國的市場大,人才比較多,中國的技術產業也亟待提升。這是他離開全球最著名的半導體企業,回到中國的重要理由之一。

        從特許半導體、臺積電到華虹NEC,在高峰之前的職業經歷覆蓋了半導體生產的關鍵鏈條。兆易創新創始人朱一明,2017年干脆邀請高峰加入石溪資本,打造兆易創新的產業鏈生態,石溪資本正是兆易創新出資建立的基金。

        就在高峰剛剛考進清華的1985年,摩爾定律已發布20年,在1平方厘米的硅片可以集成3500萬個晶體管,半導體產業已發展到超大規模集成電路階段。那時,英特爾推出全新一代微處理器80386,美國超微半導體公司(AMD)開始涉足CPU領域,硅谷風投鼎盛。

        但此時在中國,半導體產業剛剛起步,清華大學微電子所成立僅5年,落后國外產業領先水平幾十年。彼時,清華大學無線電系專業,迎來了趙偉國、虞仁榮、舒清明、趙立新、任志軍、趙立東、馮晨暉、高峰、劉衛東、呂煌、郁群慧等一批新生。

        如今35年過去了,上面這些名字以及他們的同學校友們,在過去幾年撐起了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半壁江山。

        在浩大而變幻莫測的產業浪潮中,很難定義一群人推動某個產業發展的作用,更不要說面對的是世界級巨頭林立、高端芯片幾乎全部依賴進口的中國半導體產業。

        當我們試圖追溯中國集成電路產業30年發展軌跡時發現,在1985年曾經出現過一個不起眼的小小奇點。

        不完全統計,在中國半導體產業過去十幾年的突飛猛進中,至少半數公司的核心高管與團隊成員都畢業自清華大學。這其中,來自EE85的,又是清華半導體人才主要培養院系至今,畢業生從事該行業人數最多的一屆。

        韋爾半導體(603501)、兆易創新(603986)、格科微電子、燧原科技、新恒匯等一批半導體各鏈條上的企業從他們手中誕生。

        這一群人所參與創立的半導體公司有的已上市,總市值超過3700億人民幣,占據中國半導體上市公司總市值20%以上。

        在中國A股半導體上市公司總市值前20名中,他們就占據了5席,領域覆蓋半導體產業鏈中的IC設計、制造、封裝、終端設備等。

        總的來說,1985年是個微妙的年份,對于當初選擇半導體方向的一部分同學,在當時似乎也是一個賭注,要知道在他們1990年畢業的時候,幾乎所有半導體方向畢業的人,都無法在國內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

        在此后的35年時間中,這一代人幾乎經歷了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每個重要階段,他們在過去30多年的發展中所經歷的故事,是中國半導體發展鮮活的濃縮史。

        在距離“奇點1985”35年之后,盡管中國的市場規模已位居世界第一,但仍沒有改變高端芯片幾乎全部依賴進口的現實。在中國芯片急需要突破之際,回味這段歷史尋找他們奮斗的足跡,有著特殊的意義。

        典型曲線

        1990年,對于高峰和選擇其中半導體方向的同學們而言,機會顯然在國外:他們所學習的專業是全球產業的熱門。

        彼時,日本半導體如日中天,全球半數半導體產品已經由日本企業制造,為了保持主導權,美國開始扶持韓國企業與之對抗,半導體產業全球博弈正酣,全球互聯網時代剛剛開啟。

        趙立東就趁著鄧小平南巡講話第二年的政策東風,去到美國留學。如今,他已經回國并走到了全球半導體產業的尖峰。

        趙立東創辦的燧原科技成立不到兩年,就推出了AI訓練芯片“邃思DTU”。這款產品是繼谷歌和英偉達之后,中國首枚自主研發的人工智能高端訓練芯片。

        坐在記者對面的趙立東,頭發梳得一絲不亂,Polo衫的領子熨得平整,說話會習慣性帶著英文。用他的話說,剛去美國時,硅谷叫“Silicon Valley”,2000年之后,硅谷半導體的熱潮褪去,互聯網一片熱火朝天,就改口成了“ Software Valley”。

        從1994年扎根硅谷到2007年參與創立AMD中國研發中心,趙立東也想不到自己會與中國半導體產業捆綁得如此緊密。邃思DTU的橫空出世,是中國半導體躍進的一個體現。

        “我們畢業時,國內半導體行業跟國外水平相比差得太遠。”即使是趙立東回國創立AMD中國研發中心的2007年,國內情況還是如此。但如趙立東所說,今天的產業繁榮是多個因素疊加造就的。

        “好比你是個廚師,但是手里什么都沒有,還是做不出一桌很好的宴席,一樣的道理。”趙立東說多年知識的積累,人才的積累,為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以在全球半導體發展史上地位獨特AMD為例,其在收購ATI后,成為世界上唯一兼具X86CPU和GPU技術的公司。AMD中國研發中心成立從之初不到200人,發展成為5年后的2000多人。在這個國際大廠,培養和成長了大量本土集成電路人才,他們參與設計,驗證和量產了尖端的GPU和CPU芯片,在實踐中學習了先進的工藝技術和管理流程。

        “AMD現象”是中國半導體行業積累的一個縮影。

        這里,有建制完整的團隊,有先進的流程管理、有實戰經驗,做的都是高端的芯片。行業長期發展積累,衍生出來新的紅利,燧原科技并非唯一受益的公司,整個中國半導體產業也在最近十年實現了快速發展。

        其實,趙立東更為外界熟知的身份是前紫光集團副總裁。有意思的是,他選定和記者見面的地點是在清華東門外的紫光咖啡廳。

        從這里往南是啟迪科技大樓,向北正是紫光大廈,后者也在和清華大學千絲萬縷的關聯中,見證中國半導體產業從發展到躍進的軌跡。

        紫光的沖刺

        2014年9月24日,半導體產業發生兩件大事。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正式設立;世界芯片巨頭英特爾也在這天宣布,向紫光旗下的展訊通信和銳迪科微電子的控股公司投資約15億美元。

        彼時,董事長趙偉國已為紫光集團確定了世界級芯片巨頭的目標,并購是他眼中達成這一目標的重要路徑之一。2015年在北京亦莊的一場研討會上,趙偉國的演講沖擊了很多人。他說:“資本投我們,我們拿錢去做產業,資本再到資本市場去套利”。

        趙偉國用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探索中國集成電路發展之路:有條件就自己搞研發,沒條件就從海外并購。而紫光集團并購的對象,無一例外是來自于芯片行業產業鏈最有實力的企業。

        成功并購后的整合也是問題。此前,英特爾注資的控股公司,其背后的通信基帶芯片企業展訊和銳迪科,一直以來都是競爭對手。銳迪科擔心被展訊“吃掉”,一時人心動蕩。而負責重建銳迪科管理層與核心技術團隊的任務,落在了趙偉國的老鄉,同時也是大學同學的任志軍身上。

        生于新疆庫爾勒的任志軍,清瘦、高挑,頗有學者氣質,同學們都親切地喊他“阿任”。就是在那時,任志軍接到了郁郁不得志的趙立東從大洋彼岸打來的電話。原本計劃將AMD一條產品線移到北京的趙立東,卻遭到美國同事的掣肘。

        “你趕緊回來,機會有的是。”阿任把老同學趙立東“喊”了回來。2014年12月,和趙偉國見面后,趙立東正式到紫光上班,3個月后被任命為銳迪科總經理。趙立東前后花了兩個多月時間,重新梳理了銳迪科的產品,在對銳迪科管理層進行重建后,銳迪科基本走出低谷。2017年3月,趙立東升任紫光集團副總裁。

        然而,在如競爭激烈的產業鏈條中,獲得成功并非易事。半導體行業高度細分,全球化分工也非常細致,本來這是一個最好的產業鏈鏈條,但隨著近期美國不斷對中國的高科技行業施加封鎖線,使得這個行業有脫鉤的風險。

        “剛畢業時,技術都在海外,那時做高端芯片是空談。但這么多年,政府、產業界的投資,跨國公司或本國企業都在培養人才,加上國際形勢對自主可控的倒逼,這是最好的時間點。”趙立東眼中的半導體發展黃金時期,在中國才剛剛開始。

        同樣,任志軍眼中的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發展,“大基金來點了一把火,趙偉國來了又點了一把火,有幾株火燒得特別旺,終于有了燎原之勢。”如今最新的扶持半導體大基金,也正在進二期的投資中。

        如今,紫光完成了“從芯到云”的高科技產業鏈布局。芯片部分以長江存儲、紫光展銳、紫光國微為主力,網絡部分以新華三及紫光股份為核心。

        紫光在芯片領域的發力以及中國物聯網產業的崛起,讓諸多人看到了創業的機會。趙立東就乘勢加入了AI芯片創業潮,“高端訓練芯片是一個壟斷市場,正是中國所需要的。”

        因手機而贏

        趙立東決定創業時,任志軍也決定從頭開始做一家公司。而他創業的最大一筆投資來自同學老虞——韋爾半導體創始人虞仁榮。

        同學們眼中的老虞是一個“極聰明的人”。前天打了通宵麻將,轉天去參加全校大一數學競賽還能拿一等獎。虞仁榮也屬于同學眼中比較有錢的人,其實是他會把海淀的卷子拿到保定去兜售“掙小錢”。如今成為韋爾半導體掌舵人的虞仁榮,大部分時間都在拜訪客戶,因為“客戶是商業邏輯中最重要的一環。”

        2017年國內半導體公司密集上市,坐落在上海張江的韋爾半導體便是其中之一,如今那里匯聚了長三角最重要的一批創新力量。

        采訪那天,虞仁榮有別的安排,因此采訪任務交給了同在韋爾多年的同學韓杰。采訪結束后,韓杰帶著記者去辦公室拜訪虞仁榮。從他的辦公室往外望去,川楊河和西溝港交匯,沿著張衡路走1.4公里是創新河。

        這位登上2020年福布斯全球億萬富豪排行榜的上市公司創始人,看起來平易近人,穿著黑色的羽絨馬甲和格子襯衫,帶著無框眼鏡,笑起來眼睛瞇成一條線。他說話語速不快,卻讓人猜不到他下一句會說什么,他強調客戶和市場的重要性,他說半導體產業不斷變化,永遠在變,這是這個行業最有趣的一點。

        2018年8月,韋爾豪擲130億元并購CIS領域全球前三的企業北京豪威,與世界級一線品牌廠商搭上了線。在終端設備中,CIS相當于半導體里的“眼睛”,攝像頭、虹膜識別、人臉識別都有應用。其在下游應用領域中手機市場占比最大,在安防和汽車領域的圖像傳感器市場市占率第一。

        并購豪威,韋爾拓寬了在安防和汽車領域的市場范圍,豪威的產品被帶到韋爾的客戶中,韋爾也通過豪威與世界級一線品牌廠商搭上了線。

        但相比紫光并購的發展路徑,分銷起家的虞仁榮,此前更多走的是市場倒推產品的道路:市場需要什么,反過來設計產品。2003年后,中國手機市場展開了一輪飛速發展,虞仁榮看到了這洶涌而來的趨勢。2004年公司成立之前,虞仁榮并沒有打算先做產品,而是通過簽代理線切入手機市場。

        彼時,德信無線和中興通訊的一批人出來做IDH(Independent Design House)。IDH是上游IC原廠與下游整機企業之間的橋梁。IDH比IC設計廠商更加靠近市場。正是由于這個原因,韓杰回憶,當年成立的那批IDH方案設計公司,龍旗、聞泰,對韋爾成立的影響很大。

        虞仁榮打算做手機時,決定放棄之前的所有生意,當時韋爾的上海公司還有一大部分電動自行車的市場,砍掉的時候大家都不太理解,那時,手機都是國外品牌,大家看不到國內品牌的成長希望。

        但與虞仁榮觀點不謀而合的還有老同學趙立新——格科微電子創始人,“半導體公司,手機贏了就都贏了,手機輸了就都輸了。”

        2003年,趙立新從美國回國創立格科。而此前一年,寧波波導年銷量達678.55萬臺,躋身手機市場2002年銷量前三甲,市場份額達10.4%。

        回國之前的趙立新,曾在新加坡的特許半導體做了三年制造,又到美國ESS公司做了一年CIS設計,隨后進入UT斯達康,豐富了制造和設計經驗。在2003年趙立新回國創立格科之前,寧波波導2002年的銷量已達678.55萬臺,躋身手機市場2002年銷量前三甲,市場份額達10.4%。

        但在彼時的中國的手機產業鏈中,攝像頭還是無人問津的領域。盡管市場空間很大,中國卻沒有能做設計的公司。趙立新便選擇從從攝像頭傳感器做起。

        在2005年加入格科的老同學魏軍回憶,2005年7月第一款產品問世后,趙立新去拜訪中星微電子。那一年,中星微電子是第一家在納斯達克上市、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中國芯片設計企業,勢頭正猛。

        中星微電子的人說:“老趙你要是能夠按照這個要求做出產品,并做到這個價格,達到我們的要求,就可以給中星微做ODM。”這個產品是安裝在電腦攝像頭上的傳感器。為了抓住中星微這個客戶,趙立新接下單子。

        2006年和2007年兩年,許多同行紛紛進軍PC領域。而臺灣、韓國、美國的公司都在傳感器行業與他們競爭,眼看2007年就要虧損,趙立新做了一個關鍵決定:進軍手機市場。

        2006年,中國手機銷售量為1.0919億部。2007年底,格科做出第一個按照手機規格設計出來的攝像頭傳感器,2008年公司快速擴張,營業額從幾百萬美元做到2000多萬美元。乘著手機發展的東風,到2010年,格科的營業額超過1億美金,2014年營業額達到階段性的頂峰。

        同樣因手機市場而改變命運的,還有卓勝微電子的聯合創始人馮晨暉。如今卓勝微也已是A股市場上射頻前端芯片領域的頭部企業。

        2009年,卓勝微第一款產品數字音頻芯片問世。那時普遍應用的是調頻FM廣播,馮晨暉和團隊看中了數字音頻廣播的DAB標準。辛苦做了兩年,東西卻賣不出去。2010年,天使輪融的錢差不多快花完了,已有的產品沒有市場和客戶,新的產品還沒出來。

        馮晨暉用壓抑、迷茫但堅持不懈,來形容那時的工作狀態。還是和老同學交流受到了啟發。

        虞仁榮說:“一定要看主要的客戶在做什么,看主要的芯片廠商的規劃是什么,如何與之配合,而不是閉門造車想出一個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

        2014年,卓勝微調轉船頭,將射頻前端芯片作為公司的主攻方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三星一直是我們最大的客戶,如今包括華為、OPPO、vivo、小米也是我們的客戶。”在馮晨暉看來,這些年不斷發展壯大的國內手機廠商,正是他們這類芯片公司得以繼續發展的土壤。科創板和大基金,更多意義上是錦上添花。

        下一個十年

        當中國芯片產業遍地開花,時間回到35年前,高峰他們面對的卻是截然不同的場景,用投資人呂煌的話說,三十年前,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和國外的差距是“幼兒園和大學的差距”,現在已經是“初中和大學的差距”了。

        劉衛東還記得,在校期間給老師們“打零工”的日子,大家用坐標紙刻紅膜來設計芯片,而國外已經在用計算機設計芯片。

        到中科院微電子所讀碩士的高峰,記憶中當年“國內最先進的生產線只能做到4寸和5寸,清洗設備清洗硅片時都是手動拉出來,按照指令人工清洗,而國際上已經有很多8寸的自動化生產線了。”后來新加坡特許半導體和臺積電的工作經歷,讓高峰更進一步認識到了國內半導體產業的巨大差距。

        早年的這群人,有點像一位孤獨的水手,劃著小舢舨,走向一個旋轉的風暴。

        在清華微電子所,這個在當時已代表國內半導體行業領先水平的實驗室里,常能看見這樣的場景,一群研究人員趴在大桌子上,湊近圖紙上檢查錯誤,用肉眼驗證設計版圖。

        即使到了90年代,改革開放后大量外資進入中國,中國半導體開始有發展勢頭,但仍然進步緩慢,“市場換技術”的思路,很難給半導體的發展帶來實質性的助益。

        高峰記得他研究生期間去韓國南亞半導體株式會社學習交流的場景,學習使用當時國際先進的大規模集成電路用的設計軟件——美國Compass來設計芯片。彼時,這個與中國一海之隔的國家,在美國和日本的基礎上實現了DRAM領域的趕超,并在1995年先于日美開發了256M的DRAM。

        作為半導體專業為數不多的女生之一,郁群慧畢業后留在了老師的公司——三年前被創業板上市公司飛天誠信收購的宏思電子,專注自主研發信息安全應用集成電路的芯片設計公司。

        最初沒有資金搞研發,為了生存,他們從反向設計做起,接客戶委托設計的任務,把市場上已有的產品拆解分析,把功能都弄明白,然后自己做成產品,再拿給客戶做生產,相當于做設計服務。

        “這個(反向設計)也是積累,如果沒有這個過程,我們后面也很難具備正向設計的能力。”郁群慧說。反向設計的路徑是90年代許多中國芯片公司走的路,很像美國當年學習英國工業革命成果一樣,“學習、吸收、再創新”。郁群慧說。

        市場變化莫測。當卓勝微們逐步脫困之時,劉衛東的久好電子在2014年剛剛成立,主攻傳感器信號調理芯片。但該類型的芯片見效周期長,能獲得投資的機會少。第一筆投資還是來自室友呂煌。

        劉衛東原來留著一撮胡子,說這樣在人群中很顯眼。后來把胡子剃了,同學們笑說,年輕了不少。

        他在微信朋友圈的內容,幾乎都是自己公司產品的介紹,即便是放假期間,也總能看到劉衛東在朋友圈發關于久好電子產品的信息。他還是清華校友總會半導體行業協會秘書長,同學們喊他“老劉”,熱心地張羅各類與之相關的校友活動。

        劉衛東對生動形象的表達也不擅長,采訪之前,他甚至按照提綱將回答用電腦逐一打了出來。

        和劉衛東一樣,帶有濃厚閩南口音的呂煌也說自己不擅長說故事。泉州安溪盛產鐵觀音,曾經到泉州拜訪他時,他更習慣邊泡茶邊聊天。曾經那些投資,被他一筆帶過,但卻樂于分享他對于行業的判斷。

        當年畢業后回到老家泉州做實業,后涉足投資的呂煌發現,老同學們“搞芯片的更多”。加上舊有的專業功底,如今回看呂煌的投資布局,芯片項目占據約70%。這其中,韋爾2007年成立時,呂煌投資了410萬元,同時他還是兆易創新的早期投資人之一。

        當初劉衛東就問呂煌,創業要是失敗了怎么辦。呂煌說失敗不了,萬一失敗了,就當還當年請他喝酒的錢。原來在清華讀本科時,有一年呂煌過年沒回家,劉衛東從山西老家提早回校,揣著竹葉青和兔子腿。呂煌在學校南門接他,說以后畢業掙了錢,一定要再請劉衛東一次。

        “所以要對自己的同學好點,尤其是同宿舍的。”多年后說起這段經歷,劉衛東開玩笑說。

        到目前為止,很多人已經穿越了風暴眼,但所有人還在路上。對這群人而言,今后兩年是至關重要的考驗。現在,數字化轉型和人工智能帶來的新的范式變遷,物聯網、無人駕駛、工業4.0等,這一切新事物都包含著半導體技術的進步。

        而清華大學EE85的同學,無疑成為這股潮流中不可忽視力量。許多人將原因歸結為“時代使然”。在他們眼中,未來十年或者更長時間,“一生難得遇一次的”機遇已擺在面前。

        接受采訪的眾人樂于分析形勢,不同的經歷,每個人在采訪中對形勢的分析各有側重,但有一點是一致的,就像高峰記得大學班主任周育誠常對他們說的話:半導體很難,但將來一定有希望,大有發展前途。

        新冠疫情籠罩到當下,注冊資本2041.5億元的國家集成電路大基金開始進行二期投資。盡管企業們的信心受到影響,高峰并沒有計劃減慢投資速度。受到國內“新基建”的推動,他眼中的半導體,國產替代的需求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5G基建、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工業互聯……半導體都還將繼續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包括魏少軍、陳大同等這批人,他們算我們的老一輩,學長師兄,他們看到了、經歷了,甚至親身參與了,他們心里一直希望能看到他們支持的公司,能夠實現當初的承諾,能夠真正做出中國的大芯片。”采訪即將結束之時,下午4點多的北京依然黑得早,望著遠處五道口一些已經亮起星星燈火的辦公樓,趙立東突然話鋒一轉:“這票人心里都有這么一個夢想,我能很深切的感到,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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