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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艱難時世的經濟學和經濟學的艱難時世

        陳永偉2020-05-18 18:21

        (圖片來源:壹圖網)

        陳永偉/文

            

        不該忘卻的“艱難時世”

        在將外文著作譯為中文的過程中,經常會有對原作標題進行修改的現象。這種修改有好有壞,好的修改可以畫龍點睛,在把握原著主題的同時更好激發讀者的興趣;而糟糕的修改則會弄巧成拙,既扭曲了原著的主題,又打消了讀者的閱讀欲望。

        在我看來,2019年新科諾獎得主的新書《好的經濟學》的中文版書名就屬于后一種情形。這部新作的英文原名叫Good Economic sin Hard Times,直譯應該是“艱難時世的好經濟學”。去年在讀這本書的英文版時,我就覺得這個書名起得非常妙:一方面,它非常有文采。顯然,這里的“艱難時世”一詞,借鑒自狄更斯的名作,而“好經濟學”又恰好和它形成了鮮明的對仗,從構詞角度看是相當完美的。把“艱難時世”這個去掉,就很難體現出原文的優雅,讓其文采大減。另一方面,“艱難時世”和“好經濟學”其實是作者在書中討論的兩個重點。“艱難時世”是展開關于“好經濟學”討論的背景,而“好經濟學”的構建則完全是建立在對“艱難時世”的回應之上。而一旦刪去了“艱難時世”,只保留“好經濟學”,則非但難以統攝全書主題,更為麻煩的是,現在有些信奉極端經濟學思想的人很喜歡把自己崇尚的一些簡單教條冠之以“好經濟學”之名,因此,這個名字還很有可能讓人們對書的內容產生嚴重的誤解。

        當然,雖然這部書的中文名起得并不是那么恰當,但并不至于掩蓋本書的價值。事實上,這書的內容十分“硬核”,也十分發人深省,可謂是近年難得一見的佳作。這本書的英文名已經點明了一切——它的目的就是試圖在“艱難時世”之下,嘗試一種“好經濟學”的構建路徑,以便讓經濟學重新偉大起來。

        在我個人看來,作者在書中提到的“艱難時世”其實有兩個含義。第一個含義是指我們這個時代所遭遇的經濟艱難。當前,全球的經濟都進入了一個“困難期”。近年來,全球各國的經濟增長和生產率都出現了明顯的下降,而收入分配惡化、全球氣候變暖、技術性失業、反全球化等問題則比過去任何時間都更困擾人們。如何對這些問題的成因給出解釋,幫助政策制定者走出艱難時世,是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理應肩負的使命。兩位作者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就構成了這部書的明線。第二個含義指的則是經濟學和經濟學家所面臨的艱難時世。盡管兩位作者在書中并沒有直接點破這一層含義,但他們卻在書中憂心忡忡地指出,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公信力正在遭受到巨大的挑戰。現實中,經濟學家們經常被人們指責沒能對現在的各種問題事先提出預警,而當問題發生之后,他們又難以及時給出應對的藥方。過去,當經濟學家闡述自己的觀點時,他們通常可以收獲鮮花和掌聲,而現在,即使耐心的聆聽也成了奢侈品。為什么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境遇會變成這樣,又應該怎樣扭轉這一趨勢?對這些內容的回答,則構成了這本書的暗線。

        “壞”經濟學是如何變“壞”的

        在全書的寫作中,巴納吉和迪弗洛采用了一種對比方法。在對每一個話題展開討論時,他們通常都會列出現在流行的、“壞”的經濟學是如何理解這些問題的(這里,我把“壞”打上了引號,因為這些經濟學理論本身可能并沒有問題,只不過是被錯誤地加以使用罷了),然后對這些“壞”經濟學展開剖析,找出這些理論“壞”在哪里,最后再在此基礎上提出關于這些問題的“好”經濟學應該是怎樣的。這些討論是圍繞著一個個的問題展開的,作者并沒有特別花心思去歸納所有“好”、“壞”經濟學的特征。那么,一種經濟學理論在現實中究竟是如何變成“壞”經濟學的呢?根據書中的意思,我總結了如下幾種可能:

        一是理論的應用者過于恪守經典理論的教條,而忽略了現實情況的復雜。至少從馬歇爾開始,經濟學家就嘗試建立一個像物理學一樣科學化的經濟學。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之下,經濟學家們努力地借助手中的數學和統計工具,終于從各種紛繁復雜的現象背后抽象出了一系列具有共性的結論,這些結論就是我們在教科書上學到的經典經濟理論。這些經典經濟理論固然是極具價值的,也是非常有用的,但它們本身也是高度簡化和抽象的。如果在運用這些理論時不把它們抽象掉的假設還原回去,就很可能會給我們造成嚴重的誤導。這就好像,經典力學在建構時,是從一個無摩擦力的世界開始的,但是如果我們在運用這些理論時不把摩檫力加進去,那么理論本身就很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在全書的開始,巴納吉和迪弗洛討論了一個非常有爭議性的話題——移民問題。隨著全球化的深入,人口在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流動變得越來越頻繁。然而,在不少地方,本地居民和政府都對外來移民持有一種深深的敵意。支撐這種敵意的是一套簡單的經濟學理論:在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的供給增加會導致工資的下降。移民的涌入顯然是一種勞動力供給的增加,因而這可能會壓低本地勞動力市場的工資水平,本地居民的收入當然也就會因此而下降。這套經濟理論是如此的簡潔明了,不花吹灰之力就說服了很多移民流入地的民眾和政府。為了保護本地居民的利益,很多地方由此出臺了政策,對移民進行限制。

        然而,以上經濟理論的預言對嗎?答案是否定的。巴納吉和迪弗洛在書中指出,很多實證的證據都表明,移民并不會降低本地勞動力市場的工資水平,甚至在不少地方還會對本地工資水平起到提升的作用。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是以上理論的邏輯出了什么問題嗎?當然不是。應該說,以上理論的邏輯是嚴密的,本身沒有毛病。但是,作為一個理論,它卻抽象掉了很多的現實因素:首先,在現實中,勞動力市場可能是分層的,外來移民涌入的只是低技能市場,而本地居民則更多在高技能市場工作,兩者是分開的。在這種條件下,移民的增加就不會對本地居民的收入直接產生負面影響。其次,移民的技能經常會和本地居民的技能形成一種良好的互補,從而讓他們所能創造出的財富價值獲得提升。所謂水漲船高,創造的財富多了,本地居民的收入也可以因而獲得改善。再次,移民還可能帶來很多正面的外部性,例如他們會帶來更為豐富的文化、創造更新的產業,這些都可能會引發勞動力市場需求的增加。如果考慮需求和供給的同時增加,那么本地居民的利益完全可能隨著移民的增加而增加。

        通過以上例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個經典的經濟學理論,如果不考慮現實的具體環境而加以應用,就可能給人們帶來嚴重的誤導,也讓它們本身淪為“壞”的經濟學。

        二是理論的應用者對于自己掌握的知識過于自負。網上有一個流行的段子,說:“世上有一種冷,叫做你媽覺得你冷”。看到這個段子,想必很多人都會會心一笑,腦中浮現出每年天還沒大冷時就被自己的母親叮囑著穿秋衣秋褲的情景。在家庭生活中,這種現象并不是什么問題,相反,還透露出濃濃親情和溫馨。但如果類似的現象發生在政策制定領域,那結果就可能并不那么美好了。在很多時候,決策者們的自以為是很可能會嚴重影響政策效果,甚至讓其適得其反。

        很多微觀經濟學教科書上都會談到一套食品券的理論,大意是在對窮人進行補貼時,應該將補貼的范圍限制在食品、教育等一些特定的領域。學習這個理論時,我曾困惑地問老師:“根據理性假說,將補貼資金直接通過現金的形式發放不是可以更好地提升被補貼者的效用嗎?”老師聽完我的問題,微微一笑道:“對,如果通過現金發放補貼,確實可以讓被補貼者獲得更高的效用。但是,從長期看,這未必是對他們有利的。想象一下,他們很可能把這些錢拿去酗酒或者賭博。這雖然能讓他們短期內感到很快樂,但長期來看,它又會留下什么呢?”

        轉眼之間,距離這次課堂問答已經過去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但時至今日,我還記得老師當時向我投來的微笑。在這個微笑中,分明帶著一種真理在握的自信。在后來的日子里,我不斷看到類似食品券的政策出臺,而經濟專家在解讀這些政策時,也經常會透出和那位老師相似的微笑。作為一個經濟學的學習者,我是認同專家們的這種觀點的。我相信,作為專家,懂的當然要比一般老百姓多,根據他們的理論制定的政策當然也會比人們自發的選擇更能從長遠促進他們的福祉。但在后來逐漸接觸真實世界后,我的這種信念就慢慢動搖了。是的,在某些領域,普通人確實不會有專家那么想得長、想得遠,因此他們需要一些政策來引導行動。但在更多的領域,人們其實要比專家想象中的來得更加理性,而與他們的理性相比,專家在辦公室里研究出的理論反而可能是蒼白的。

        《好的經濟學》中提到了一個例子,說是一個摩洛哥人把食品補貼款拿去買了電視。兩位作者起初感到很奇怪——對于人來講,食物等基本需求不是比電視更加重要嗎?為什么這位受補貼者在拿到補貼后卻會把錢花在電視這種非必需品上呢?通過訪談,他們終于揭開了謎底。根據這位摩洛哥人的敘述,雖然現在他吃得并不太好,但營養的攝入其實已經足以滿足其工作和生活的需要,花更多的錢在食物上并不會對他的生活帶來進一步的改進。相比于食物的匱乏,讓他更覺得難以忍受的其實是生活的單調,而電視的購買則可以幫助他擺脫這樣的單調。從這段不長的文字中,我們不難看到,至少在某些時候,政策對象的某些“非理性”行為其實并不是像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想象的那樣“不理性”。正好相反,它們其實是一種深思熟慮后的決定。

        不過,經濟學家卻經常忽視人們的這種理性,進而提出很多看似不錯的理論。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理論由于其理論結果的完美,因而十分容易被決策者所采納。例如,有經濟學觀點認為,農戶收入難以提高,是因為他們種植的是低利潤的糧食作物,而不是高價值的經濟作物,如果可以改種經濟作物,就會讓農民收入大幅提升。很多地區的決策者認可了這一觀點,于是通過行政命令,要求農民放棄種植糧食,轉而種植經濟作物。然而,這些努力中的大多數都失敗了。不久之后,這些改種經濟作物的地區都先后出現了作物歉收、作物收購價格大幅下降等問題,很多農民鏟除了種下的經濟作物,改種回了糧食。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呢?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為經濟學家和決策者們只是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自以為掌握了一切。事實上,經濟作物雖然價值更高,但其收成風險、市場風險也通常會高于糧食作物,如果綜合這些因素,那么農民選擇種糧食而不種經濟作物就是一種理性選擇。

        三是理論的應用者只聚焦于問題的某些方面,忽略了其他方面。任何一個經濟理論都有其分析的范圍。對于理論家來說,他們當然可以讓自己的理論局限在一定的范圍中,讓這個理論只回答一個問題。但對于政策制定者,所要考慮的問題卻很多。他們必須同時應對所有問題,而不能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個或幾個問題之上。這種理論與政策在目標上的矛盾決定了將經濟學簡單應用于現實,就很可能讓它們成為“壞”理論。

        舉例來講,在《好的經濟學》的第三章,巴納吉和迪弗洛討論了貿易問題。對于經濟學家來說,自由貿易會促進貿易雙方的利益幾乎已經成為了一種常識。早在兩百多年前,李嘉圖就提出了著名的“比較優勢”理論。根據這個理論,即使一國在所有商品的生產率上都勝過其他國家,它也可以通過貿易來獲益。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李嘉圖的這一理論都被人們所深信,各國也紛紛根據這套理論加大了開放,增加了貿易。然而,在近些年,各國對自由貿易的疑慮卻不斷增加,很多人都認為自己并沒有從貿易中獲益,反而從貿易中受害了。

        那么,是李嘉圖的理論錯了嗎?并不是。李嘉圖在其理論中所談到的“獲益”,其實是從一個經濟體可能消費的產品總量上來講的。通過貿易,各國可以讓消費產品的總量獲得增加,這一點不假。但是,這個效應只是總量上的,并沒有考慮貿易帶來的分配效應。在現實中,貿易可能消滅某些產業,而由于“黏性”的存在,這些產業的從業者可能無法像經濟理論假設的那樣,順利轉移到其他領域。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收入就可能會因為貿易而下降,因而也自然沒有機會來享受貿易帶來的豐富產品了。從這個角度看,當前影響國際貿易的主要問題,并不出在總量,而是出在結構和分配。如果沒有認識到這點,簡單套用李嘉圖學說,那么即使這樣一個曾被薩繆爾森稱為經濟學中最優美理論的觀點,也可能在現實中淪為“壞”的經濟學。

        “好”的經濟學從何而來

        在分析了“壞”的經濟學究竟為何會“壞”之后,我們從觀念上就很容易知道應該如何在艱難時世之下去尋找“好”的經濟學了。簡單來說,它應該摒棄對于經典理論的迷信,拋棄我們本身的自大,避免片面的視野,更多地把經濟理論還原到現實當中,去揭示真現象、解決真問題。就像兩位作者在書中指出的那樣,“好的經濟學”并不執念于某種教條,而會把理論的預言作為假設,將它們放在具體的情形中去反復檢驗,其過程,就像醫學家們研發癌癥的治療方法一樣。

        對于兩位作者的上述態度,我完全同意。但是,知易行難,即使知道了這些,也不意味著“好”經濟學會來得那么的容易。

        首先,從生產環節看,要“制造”一種好的經濟學其實并不容易。一種“好”的經濟學,不僅需要在其理論邏輯上是自洽的,而且需要在應用當中是符合實際,并且產生效果的。在近二十多年來,經濟學家已經開始注意到了這一點。因此,整個經濟學的主流研究方法已經從過去的重理論推演轉向了現在的重數據實證。“因果關系”已經成為了經濟學論文中最為常見的詞匯。為了對因果關系,經濟學家們引入了很多方法,除了巴納吉和迪弗洛借以斬獲去年諾獎的隨機控制實驗(Random ControlledTreatment)方法外,工具變量、倍差法、斷點回歸、合成控制、傾向性得分匹配等方法都被廣泛地引用到了經濟學的研究中來。但這樣的結果并不理想。經濟學家們的論文變得越來越精致,但他們得出的結論卻似乎越來越瑣碎(triv-ial),在指導實踐時也似乎越來越沒有可參考性。

        為什么會這樣呢?我想,問題的很大一部分就出在因果這個概念本身。

        經濟學要探究因果關系,這一點并沒有錯。但是,關于什么是因果,經濟學家們給出的理解卻是有問題的。現在經濟學中常用的因果關系,主要是類似醫學研究的“處理效應”(treatmentef-fect):在其他條件相同(ceterisparibus)時,如果X對Y的TreatmentEffect是顯著的,那么我們說X構成Y的原因,因此我們就可以通過干預X來影響Y——雖然沒有確實的證據,但我覺得這種因果關系的流行是和經濟學的“比較分析”傳統分不開的。對于這種意義上的因果問題進行思考,其本身當然是有價值的,但是它的結論通常只能適用于一個很小的范圍。跨出這個范圍,它就可能產生誤導。

        現實是復雜的,很多因素是相互支撐,相互補充的。用博弈論的話,無數人在進行一個超模博弈(supermodulargame),各種政治、經濟、文化因素都是這個博弈的均衡。跳出這個博弈的整體,單個變量的因果本身并沒有特別大的意義。在這種條件下,一種更好的因果定義可能是所謂的INUS意義上的因果。

        什么是INUS因果呢?這個定義說起來很拗口,根據這個定義,所謂原因,是“結果的一個不必要但是充分的條件中,一個不充分但是必要的組成部分”。打個比方,某本字典上有一句經典的例句,說:“小紅去上了大學,我去當了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如果把“光明的前途”當成一個結果,那么顯然達成這個結果的路徑不止一個,學問做的好,帶貨帶的好,都可以有光明的前途,因此這兩者都可能是結果的充分條件。但這些充分條件又要由什么構成?顯然這取決于你實現它的路徑。如果是做學問,你可能就要李嘉圖的理論,就要發論文,這時論文的量才構成了光明前途的原因;如果是帶貨呢,你要學的就是李佳琦,多琢磨客戶的心理,多學鼓動人的技巧,這些技能成為了光明前途的原因。然而,現在的經濟學常用的因果關系顯然不能幫助人們識別這種意義上的因果。經濟學家更習慣的,是找來很多人,然后把他們的收入或者其他什么表示成功的變量對論文量進行一個回歸。如果在檢驗各種內生性問題之后,發現這個統計關系是顯著的,他們就會聲稱,發論文有助于成功。而這些理論反應到具體的政策上,就會變成:要讓人們成功,就要增加他們的論文發表數。

        這聽起來似乎是荒謬的,但也非常無奈。在我看來,如果不從根本上反思因果關系,在更好的因果定義之下建立起一套新的因果識別理論,那么這一現象就很難從根本上得以改觀。

        其次,除了生產之外,理論的“銷售”也會影響“好”經濟學的供給。正如巴納吉和迪弗洛在書中所說的一樣,雖然艱難,但很多經濟學家仍然在努力地進行著“好”經濟學的生產。不過,這些“好”經濟學卻很難打敗那些“壞”經濟學。在現實中,大行其道的往往是那些簡單化、極端化的經濟理論,而那些經過精心打磨檢驗的理論,卻很難被人們所認識。

        我想,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固然是和公眾的知識水平有關——普通公眾很少會接受完整的經濟學教育,他們選擇觀點主要是靠常識和直覺,因而他們往往很難去接受精妙復雜的經濟理論。不過,在“好”經濟學的淪陷過程中,經濟學家們也是難辭其咎的。相比于其他社會科學家,經濟學家們要遠為傲嬌,他們通常更愿意把自己打扮成一個科學家的形象,拒絕與公眾進行交流。就像巴納吉和迪弗洛在書的開頭講的那樣,他們通常只寫學術論文,而不寫書。既然是這樣,經濟學家又怎么能把聽信“壞”經濟學這個“鍋”完全甩在公眾身上呢?畢竟,思想市場,如果“好”經濟學不去占領,“壞”的經濟學就會去占領。

        因此,如果真要讓“好”經濟學得以盛行,讓經濟學重新偉大,那么經濟學家們除了做好研究外,還應該講好故事。從這個意義上講,《好的經濟學》一書的出版,本身就是推進“好”經濟學供給的一個重要實踐。

         

        《比較》研究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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